唐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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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物质文化的贡献之一,是发明和成功地烧造出“唐三彩”。它不仅在唐代风糜一时,直至今日仍为世人所喜爱。

据传1900年建筑陇海铁路穿越洛阳北邙,从唐墓内出土大批多彩釉器,时人称之为“唐三彩”,于是“唐三彩”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高岭土或其他各色粘土作庇体,用含钢、铁、钴、锰、金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的着色剂,并在釉中加入适童的炼铅熔渣和铅灰作助熔剂先将素胚入窑焙烤,陶胚烧成后,再上釉彩,再次入窑烧至80(左右而成。由于使用不同的着色剂,如在釉料(硅酸铝)中加入适量的氧化铜就变成绿色,加入适量的氧化铁就能变成黄褐色,加入氧化钴则成蓝色,并在此基础上配成了深绿、浅绿、浅黄、赭黄、翠绿、天蓝、黄、白、褐红、前紫等色彩。在一件器物上往往是多种色彩并存,与其说是“三彩”,不如说是“多彩”更为确切。唐三彩是在汉代黄、绿釉陶器基础上,从胎质和釉色两方面不断加以改进而成。辽三彩和宋三彩则是唐三彩的继续和发展。

目前唐墓中出土最早的三彩是鱗德元年(664)郑仁泰墓,仅见一件残器盖。完整的三彩器初见于上元二年(675)李凤墓内,有三彩双联盘,长方形三彩榻等。从其烧制技术的成熟程度来看,应早于墓葬年代。三彩最盛行的时间大体上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很可能首先出现在两京地区的皇室成员和显贵勋臣墓中,然后遍及其他地区和其他阶层的墓中。

唐三彩器可分作两大类,一类是明器。凡是与墓主人生前有关的房屋亭院、家具杂物、井磨仓灶、牲畜家禽、各类人物、生活用具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镇墓类物品等,无不具备,比之唐代其他手工业部门的产品更为丰富。唐三彩的绚丽多姿及其塑造的高超技艺,是我国艺术宝库中难觅的珍品。值得注意的是自武则天至玄宗初年,出现不少仿金银器的三彩器,如凤首带把壶、角形杯等。这类器物不少是中亚西亚一带的器形,似可说明是以三彩作为金银器的象征,也是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凭籍之一。另一类是实用器。主要出现在天宝以后,而且以远离京城的地区为多。器形有碗、盘、盒、瓶、罐等。烧成温度较高,色彩尤为鲜艳。在扬州唐代作坊遗址中有较多出土,它们似不是明器,而是实用器。但仍未达到瓷器的标准,且有毒。因此,流传不广。

三彩窑址很长时间没有发现,五十年代末方在河南巩县白冶河两岸的大、小黄冶村一带发现,近些年又进行了发掘,证实巩县大、小黄冶从隋代到唐早期,是由烧制青釉、白釉、黑釉、鳝黄釉而发展的到烧造三彩,其盛烧期则在盛唐时期,是专烧三彩的“三彩窑群”。窑炉很小,直径仅2米左右,支烧具均为三岔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巩县三彩窑群中,所出土的主要是器皿和小型三彩俑,即使俑类与唐墓所见的施釉风格及塑造艺术也不完全一致。似可表明在其他地区将还会发现三彩窑址。近些年在陕西铜川耀州窑所在地黄堡镇窑址的发振中,发现了一组唐三彩作坊和三座烧唐三彩的窑炉。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窑床长21米,宽15-175米,

比同地发现的瓷窑小。所出土的三彩器也以器皿为多,陶塑甚少,从器形分析,属晚唐居多。上述两处三彩窑址的发现,固然为解开三彩窑址之谜,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却又给研究三彩烧造历史提出了新问题。比如唐墓中那些极为生动的明器到底产于何地,巩县、耀州窑是否是洛阳、西安唐墓三彩的主要产地,南方地区唐三彩是本地烧造,还是来自中原地区等等,耐人寻味。我们认为,唐三彩烧造技术并不复杂,窑炉体积较小,所需设备不多,各地自行烧造的可能性极大,随烧随废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因此,不宜简单地把已发现的窑址认定为洛阳、西安唐墓三彩的主要产地,何况巩县,尤其是铜川耀州窑出土的实物与唐墓所出三彩在时间上有较大差异,器形、色彩等也不完全一致。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来证实。唐代生产三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的影响十分深远。东传至日本出现了“奈良三彩”,西传至波斯,影响到“波斯三彩”的生产。就国内而言,辽三彩以及宋以后的各种低温色釉和釉上彩等,都与唐三彩的工艺有密切关系。唐三彩不愧是我国陶瓷手工业中的一枝奇葩,它对我国彩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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