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施秉章的交往 _古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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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施秉章的交往 :  施秉章在北京早期集邮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是北京最早的集邮团体――北京邮票交换会――创始人和负责人;他是北京最早的邮刊――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主编;他又是北京早期邮票商,当然也是一位集邮家。从史书上考证,他的集邮顶峰时代是在抗战以前。我与他来往则是二十世纪60年代前半期 。 那时,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东头路南有全国惟一最早开设(1955年1月)的中国集邮公司(目前有些文章称其为“总公司”,是不对的)门市部,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前,在大厅内有寄售专柜,寄售品大多数是姜治方提供的,如光复12全部售价40元,共和12全新30元,周贻白、张珩、孙儒等集邮家都从那个专柜买过不少邮票。这个专柜由杨启明负责。我几乎是每个星期日下午都去看一次,但是无力购买。 中国集邮公司门市部门前是个自发的邮票交换市场,那时是以邮票交换为主,买卖则很少。专门在那里买邮票的人,主要是周贻白、张珩 、宏利仁泰国人,据说是流亡中国的,住在大华电影院对面的一间饭店,由中国政府供食宿等。按今天话来说,他们都是大买主,从不打价,付款仗义。在小买家中便有这位施秉章,据说全国各地集邮者都汇款给他,求他代购中国集邮公司门市部的外国邮票。那时售品中,除了新中国和解放区邮票外,主要是苏联及东欧各国,亚洲则是朝鲜和越南,即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邮票,只是没有蒙古邮票。在1957年上半年还曾有一段时间出售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邮票,“反右”开始后,便中断了。 中学六年和大学前两年我都学俄文,用俄文写信交换邮票成了我一项“工作”,从1960至1966年,我曾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越南等国用俄文通信交换邮票,主要是苏联。北京集邮公司门市部出售的苏联邮票并不齐全,如1967年苏联征服宇宙铝质邮票加盖苏共22大字样一枚,面值1卢布,便未出售。因为当时抵制“苏共22大”。我前后从苏联交换来10余枚,都交换给专门从事收集苏联邮票的集邮家,如北京的周贻白、邹毅;天津的伉铁隽,王利昆等。 施秉章也从我手里买走一枚,别人大多是给我去买指定的邮票,只有他坚持付款,好像是20元。是一个星期日下午,在西单文易胡同袁香举家里,总共买了我24元的邮票,至今记忆犹新。 施秉章住在陶然亭往西,路北的一条胡同里,门牌和胡同名都忘了,是一排排房中间的一间,他那时已非常清贫,大约12年来的屋子里,只有两张床和一个残破的桌子,邮票本有一堆,都放在地上。好像有四五个孩子,都10岁左右,生活当然很困难。从那个场面看,他是以通信手段做邮票买卖。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见说文革时将施秉章的藏品都抄走了,显然是不准确的。地上堆的邮票册都是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的老插册。其中大部分只插着一些建国初期的天安门图普票,我还交换来三四本,保存至今,甚至连里面的邮票都未动。 周贻白住在棉花胡同22号中央戏剧学院宿舍,我住在帽儿胡同67号,虽然是两条胡同,相距只有百米左右。施秉章去周贻白那里卖给他火花,周老是收集世界各国发行的舞蹈、戏剧火花,那是苏联连续发行“16+1”(即16个小套片加一个大套片)很有名,施秉章都是按顺序送去。送完后便去我家一坐,主要是喝碗水,问我有什么新东西没有,收一点去卖。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便再也没有见到过施秉章。 在我的印象里,施秉章晚年十分贫困,家里孩子多,他没工作,仅靠倒卖邮票为生,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他个人又没有收藏,可卖钱的邮票没有。后来,听说街道上认为他“里通外国”,是指他与国外通信交换邮票,公安局便把他抓起来,数年也未审问,1970年前后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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