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清代国家邮政的“中站规则” _收藏旧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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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清代国家邮政的“中站规则” : 创办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的意图,是李鸿章与赫德在1876年“烟台议邮”时提出来的,后来终于在1896年2月光绪皇帝在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折上批“依议”,正式批准开办国家邮政,事隔几天,赫德兴冲冲地给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发电报:“奉旨由我开办邮政,尚未接到公文。三十年的旧话,二十年的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 “二十年的试验”是指“烟台议邮”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试验开办的海关邮政。为什么要试验二十年?这二十年间又为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能够全面回答这些问题的,是《赫德1886年3月17日致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令第576号》。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国家邮政创办史实的论者大多都从这一文件中引用某些段落作为论据,可惜都是“斩件式”的摘引。我在2002年2期《中国邮史研究》上发表的《赫德关于创办邮政的几封信》一文中,第一节也仅写出了这封公函的一小段主要观点。后来,在挚友陈波先生大力帮助下,购得1961年原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之第十二编《中国海关与邮政》一书,方得以读到此件的全文。 这份文件较长,但它恰恰是在“二十年试验”(1876-1896)的“中途站”――1886年撰写的。在这文件中,赫德第一次披露“烟台议邮”鲜为人知的内幕,回顾了1878年3月试办的海关邮政的经过;赫德第一次全面地提出建立“中国邮政局”必须考虑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份文件是赫德后来筹办国家邮政的“蓝图”和“计划书”,从中可以较为客观地、直接地看到赫德的思路与顾虑。赫德在文件最末尾叮嘱葛显礼:“我把自己的意图预先让你知道,但是在你奉命开始工作以前,暂时不得向外公开,”足见赫德当时对筹办国家邮政是小心翼翼、徐步图进的。 2003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的编辑部《新年寄语》指出:“如何求真求实?学界历来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路径和取向,一种是不先存任何定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有足够的真实材料的论证中,引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另一种是不问实际如何,一切从先入为主的外来概念、模式、框架出发,从对现成历史知识或片断材料的简单剪裁中,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前者是“还原”历史,后者是“打造”历史。 我打算全文转录赫德这件公函,让有兴趣研究近代邮史的朋友从完整的原始史料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加以研究。我也打算在这件公函不同的段落,穿插陈述一些不成熟的议论,权作深入探讨的引玉之砖。 下面,开始转录《1886年3月17日赫德致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令第576号》―― 你从1884年以来呈送的关于国家设立邮政局的报告,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了。你在设立中国邮政局这个问题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中外官方一定的支持,我首先向你表示感谢。现在我把对这些报告的意见写出来,以便查考。 赫德一开始,就肯定葛显礼几年来为筹建中国国家邮政所做出的努力,并指出葛显礼的主张“取得了中外官方一定的支持”。这就说明了,清代国家邮政首任邮政总办为什么是葛显礼,而不是亲力亲为试办海关邮政的德璀琳。 据《中国海关与邮政》一书收录,从1884年到1886年间,葛显礼先后多次向赫德呈送了“关于国家设立邮政局的报告”。计有―― 《1884年10月14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29号》。主要建议“由海关管理邮政”;“接管各通商口岸的香港邮政局分局”。他指出:“我们出售的邮票(按:指大龙邮票)对于公众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贴用这种邮票的信件连香港也去不了,更不用说寄到外国了”。 《1884年12月31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51号》。主要谈海关书信局的邮费应当调减,“吸引公众到海关来寄沿海各口的信件”。 《1885年2月4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24号》。建议海关书信局“适应‘中国方式’,”参考民信局某些便民用邮的作法,建议“设立国家邮政局来代替各国在华邮政机构”。汇报他正翻译香港的邮政指南。 《1885年7月14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78号》。提到浙江道台薛福成关心和支持国家办邮政,李圭认为“客邮”有损国家的尊严。汇报了他给薛福成的答复照会中的15点意见,全面阐述了开办国家邮政的各种具体措施。 《1885年10月9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11号》。汇报了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直隶总督和浙江巡抚都已经同意他关于创办邮政的计划。 《1885年12月15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35号》。以数据说明,中国邮政局接办英国在华邮政机构的可行性。 《1886年1月12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50号》。此件较长,详细地用数据列举各国在上海的邮政机构的邮政收支状况,认为中国接办后“收支不但可以相抵,而且将成为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建议“发售邮票和汇票应当用银元”不宜用银两作计费的单位。他还认为自己对邮政业务的了解胜过其他人,毛遂自荐地希望赫德让他“担任这个工作”。 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葛显礼几年来的确不遗余力地关心、推动筹办国家邮政的工作,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颇得赫德的赏识。故赫德写了这份公函“把对这些报告的意见写出来,以便查考”。赫德接着说―― 欧洲各国驻华使节在北京设馆头几年的冬天,使馆和海关邮件是由总理衙门交由传递普通公文的驿站夫役在北京和上海间运送。当时我想把这种办法继续发展下去,以便为将来建立国家邮局作好准备,因此在1866年时,商定将使馆发送邮件和海关发送邮件装在一起交总理衙门代运。由上海来北京的邮件,总理衙门收到后应即送交总税务司署开袋分送。这就有必要在总税务司署和上海、镇江两地的海关成立办理邮递事务的部门。后来沿海运输轮船在其他各季里运送邮件,因此有必要在天津和沿海各关成立类似的部门。这种办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以后,忽然来了一个机会,本来还可以向前跃进一步,这就是1876年中英双方为云南马嘉理案进行谈判时,总理衙门授权我去向英国公使威妥玛说:作为解决云南事件的条件,总理衙门可以同意设立(甲)国家邮政局和(乙)国家造币厂;南北洋大臣已经同意予以支持,中国政府愿意在条约中规定立刻开办邮政局并在两年内使造币厂开工。可惜威妥玛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烟台条约中加以规定。造币厂计划受到了这个挫折以后,一时不容易补救。办理邮政的责任很大,政府没有批准,海关也不敢担承。各关监督和各省官吏趁这个机会猛烈攻击设立造币厂的建议,中国政府暂时是不会重新考虑这个建议了。邮政问题的情形有所不同:为了适应使馆和海关的需要,不仅过去那一套封发分送邮件的办法还必须继续办理(只要这一套办法继续下去,早晚总会进一步发展),而且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于我试办邮政极力鼓励,并且答应试验成功时,由他正式出面建议改为国家邮政局。因此才在各海关设立了比较正规的邮务机构,1878年又试办了华洋书信馆,在大沽和天津间以及天津和北京间设立了海关骑差,在天津牛庄、天津烟台、天津镇江间开办了冬季陆运邮件的业务,发行了海关邮票,等等。 此外,不久以前中国还被邀参加万国邮政公会。我表示意见说,参加万国邮政公会在将来可能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海关试办邮递业务还在荫芽时期,进展迟缓,邮务人员效率不够标准,不能负起对公众应负的责任,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工作还没有正式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公会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拒绝了邀请。 各方面有时候还向我探问,海关能不能把上海和其他口岸的各国邮政机构的工作承担下来。例如1878年我在巴黎时,法国外交部长就会派前驻上海总领事戈道(Godeau)来同我谈如何撤销法国在华邮局问题;香港的邮政监督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愿意协商撤退在中国沿海各地的分支机构,日本邮政当局也表愿意就邮政问题取得谅解;也有人和我商量对付上海工部局邮局最好的办法;等等。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虽然愿意由海关来试办邮政,尽可能满足目前的某些需要,并为将来可能的发展作好准备,可是不愿意把责任由国家负担起来,因此各方面在和我联系时虽然表示可以达成协议,我始终没有敢这样做。 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赫德首次全面地回顾了1866年海关兼办邮递公文至后来海关试办邮政的经过;披露了“烟台议邮”一波三折的内幕;讲及不能急于求成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工作还没有正式承认。” 赫德对“烟台议邮”的叙述,与其他史述略有出入。赫德说:“……忽然来了一个机会,本来还可以向前跃进一步,这就是1876年中英双方为云南马嘉理案进行谈判时,总理衙门授权我去向英国公使威妥玛说:‘作为解决云南事件的条件,总理衙门可以同意设立(甲)国家邮政局和(乙)国家造币厂;南北洋大臣已经同意予以支持,中国政府愿意在条约中规定立刻开办邮政局并在两年内使造币厂开工。可惜威妥玛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烟台条约中加以规定”。然而,个中细节并非如此。 在《烟台条约》文本敲定前,赫德已于1876年7月2日和3日两次谒见总理衙门的要员,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开办官信局和造币厂,但又叫赫德“过津晋谒(李鸿章)时,与之逐一商论”。7月10日赫德征求李的意见时,李鸿章并非“已经同意予以支持”,而是认为“信局牵涉洋商,似非税务司管理不可”,同意“仿照洋法逐渐推行”;但因“大利所在”,“驳去洋钱(造币厂)一节”。拍板定案的是李鸿章。 然而,9月13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签订《烟台条约》时,却对“开办官信局”只字不提,原因何在?中英代表事后各有不同说法。 李鸿章在呈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解释说:“威使连日会议,绝未提赫德听陈商务六条。迨草稿定议后,威始方及赫拟办信局银局二事,皆与中国有益,闻已准行,请给伊一信为凭。鸿章告以信局无甚流弊,曾允试行;银局须再商酌。缘系题外之文,迄未给予信函。画押次日,各自登程,遂亦不复置议”。 威妥玛1877年7月17日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则说:“这是因为协议的三个部分没有安排这两条的适当位置”。 尽管双方都以“题外之文”为由而搁置了赫德的提议,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于我试办邮政极力鼓励,并且答应试验成功时,由他正式出面建议改为国家邮政局”。李鸿章的许诺是郑重的,而且也是说到做到的。这对赫德一直坚持不懈创办国家邮政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赫德接着谈到“加入公会(万国邮联)的时机还不成熟”以及中国接办各国在华邮政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对赫德是严厉批判的,有人认为“当万国邮联邀请中国加入该会时,赫德竟利用手中大权,以‘时机不成熟’为借口,拒绝了万国邮联的邀请。由于赫德的阻挠,令中国邮政饱受损害。这是赫德一手泡制、令中国邮政蒙羞的悲剧”。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段史实做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当时历史状况的评议。 赫德在回顾之后,提出了国家正式开办邮政必须认真解决的五个问题―― 海关过去的邮务工作,只不过是封发和分送邮件。除了在天津和大沽、牛庄、北京、烟台、镇江等地之间设置陆运骑差运送一些邮件外,还没有同船东、船长或其他方面接洽代运海关邮件。虽然如此,海关试办邮递业务,对于公众是一件好事。比起海关因此而增加的开支来,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但是已经可以保存着火苗不使熄灭,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就可以行动起来了。这个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不但影响了各关有关人员的业务工作,而且也占了他们的业余时间。某些地方邮务工作过于繁重,只能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如果海关对于邮务完全不管,有些开支就可以省了。我相信现在试办中的邮递工作每年大致要开支三万两。如果我们不用这笔钱,各地领事馆和海关都不办邮递业务;而把北京和十九个通商口岸办的业务交给另行设立的邮政局办理,那么开支一定更大。因此,如果认为应当由国家办理邮政,那就决不能把试办或办理邮政说成是不要任何费用。因为国家办理就必须正式开办,试验时期就算完了,那时必须慎重地考虑经费问题,决不是随便说一句“照旧办理”就解决问题了。以上就是过去的情况,从这些情况看来,有五个问题需要考虑: 1.如果设立国家邮政局,需要哪些分支机构? 2.维持这些机构的费用? 3.邮局办理什么业务? 4.可能的收入有多少? 5.为了使邮局工作顺利进展,应当同中国政府、各国政府、船东和船长以及其他方面作些什么安排? 葛显礼在呈赫德的几份函件中,流露出以为国家邮政的开办只不过是“照旧办理”的想法,赫德则提出五大问题全面阐述他对中国国家邮政筹办工作的全面设想。事实证明,赫务在1886年的构想,后来都按着他的这个思路逐步落实了国家邮政开办的各项准备工作。 赫德首先提出了全国邮政系统的基本网络,构筑国家邮政的初步架构―― 第一点国家开始办理邮政。应当有下列的机构: 甲,上海 总局 (一) 乙,北京: 天津: 广州: 一等局 (三) 福州 汉口: 丙,厦门: 汕头 九江: 二等局 (五) 镇江 烟台 丁,营口: 宁波: 芜湖: 淡水: 打狗: 三等局 (九) 琼州: 北海: 宜昌: 温州: 戊,北京: 天津: 汉口: 武昌: 汉阳: 九江: 芜湖: 南京: 镇江: 上海: 苏州: 宁波: 四等局 (二十四) (由华籍人员负责办理接受和分发当地中国人的邮件) 杭州: 福州: 罗星塔: 台湾府: 厦门: 漳州府: 汕头: 潮州府: 广州: 佛山: 琼州府: 廉州府: (甲)上海的总局最好留用英国和工部局邮局有经验的人员。 (乙)五所一等局需要专职外籍邮务供事各一人。 (丙)五所二等局也需要专职外籍邮务供事各一人。 (丁)九所三等局在该口岸邮务有相当进展以前,暂时不需要专职邮务供事,有关业务由口岸税务司会商管理邮政事务税务司指定海关内外勤洋员办理。 (戊)关于为附近中国人便利而设立的中国人员负责的四等局,最好由当地已经设立的华洋书信馆选用人员,这些邮局应当归附近的税务司管理,它们的负责人应当作为国家邮政的代办人,可能还需要照中国一般习惯办理具保手续。这些邮局需要特殊处理,而且只能逐渐开办,因此其他问题暂时不谈了。 可以看到,赫德在1886年构想中开设的44个邮政机构,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以海关口岸为辐射点,内地几乎是“空白”。而在1896年获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时,赫德呈给光绪皇帝御览的《开办邮政章程》,第一项就是“邮政处所”,也详列了开办的邮政局名单。二者比较,1896年的《章程》不仅顾及沿海,还在内地重庆、蒙自、龙州等地设局,而台湾地区的邮政局则没有提及。其次,1886年拟把上海作为邮政总局所在地,1896年则改为在北京设邮政总局管辖各口邮局,这就从以海关口岸为设邮中心改为以行政中心为枢纽组织全国邮政网络,真正体现“国家邮政”的特点。 第二点要考虑的是这些邮局开办后的维持费用。总局需要的经费最多;一等局和二等局有的需要多些,有的少些;各三等局也需要一些经费;每一所四等局开办时就要把经费问题作好安排,放任自流是不妥当的。 从你的报告和宁波道台的信看来,你们好像以为海关现在办理的邮递工作不要费什么钱,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现在海关里的所谓邮务人员固然都是有能力的,能够担任更多的工作;但是邮递工作的量虽然不大,总还需要一些人去做。如果海关不做这种工作,海关经费每年就可以节省两三万两,这个数目相当于现在办理邮递工作所需的费用。没有这笔费用,海关就不能供给人员办理国家邮政局。如果别人来办理邮政,即使照我现在的规模,开支就会更大,而且还要预筹经费,开办国家邮政局就更不用说了。收支可以相抵这句话说起来是容易的。可是即使由私人照我们现在的规模和分布的地点来办理,已经需要预筹经费,何况我们所考虑筹办的是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邮政局,这样的邮局在宣布开办以后,就必须继续办下去,不能停办。因此在宣布开办以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于中国官方和公众,尤其是对于外国政府和公众所负的重大责任(政府和公众都是很严格的,他们不会同意我们自告奋通地办理不能胜任的事),我们必须确定有钱有人。你和道台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这些努力无疑地已经收到这样一个好的效果;已经使得总理衙门比较主动了一些,他们不是等着我旧事重提,而是书面通知我说,根据浙海关道台和税务以及南洋大臣的意见,总税务司过去试办的邮递工作,可以由试验阶段发展为一个固定的政府机构,并且要我答复扩展邮递业务是否妥适可行。但是,除此以外,你所作的一切事情,例如对于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取得各方面的同情,编制统计,拟定规章,翻译文件,提出各项建议,等等;所有这些或者类似的事情,我在若干年前已经做了。我感谢你重新做了一次,你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而且也不是白费了。尽管如此,我们当前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你提出建议,政府凭你的建议命我提意见,我表示同意扩展邮递业务的意见,这都是容易的。但是,正如同只有船和机器而没有蒸汽,你就不能使推进器不断地运转,保证这条船在口岸之间航行一样,如果只有设置邮政局的计划和政府同意的官样文章而不给我“蒸汽”,我也没有把握使这个机构在各方面都能完成国家邮政局公众应尽的任务。要有蒸汽,就需要“燃料”和“水”:我需要的“蒸汽”就是经费,“水”就是从公众来的收入,“燃料”就是政府维持邮政而批准发给的款项。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条件具备到什么程度要看情况,因此必须有了充分的把握,我才能招募船员,宣布启航日期,然后离开口岸去作一次长途冒险的旅行。 要继续进行我们现在的工作,以总局、一等局、二等局和三等局二十处来计算,平均每处每月需要经费一百五十两,每总共需要三万六千两。我在各处办理邮务工作的人员,固然还不曾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但这些工作总需要这么多的人去做,而没有现在的开支,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说收支不久就可以相抵是不够恰当的,因为这不是商业投机,而是政府的措施,开办以后,就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应当事先由政府保证,不管收入多少,一定按期提供经费,以备开支。这样做才妥当,而且也许是必要的。如果你们这位道台能替我们弄到一笔每月三千两的专款,那么他就是对于发展邮务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除此以外,正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权力,了解的情况,以及得到的支持,还是同你开始报告以前一样。再说一次,我感谢你的努力,这些努力已经又一次使政府注意到将海关试办的邮递业务扩展为国家邮政局的需要和可能了。但是政府同意这个建议,必须拨给经费,因为从海关本身的需要考虑,我随时都可能被迫停止拨付为办理邮务而支出的经费。 赫德在这件公函一开始,就强调“必须慎重地考虑经费问题”。而在阐述第二点时,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必须确定有钱有人”。葛显礼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各国在华邮政机构接管过来,就不用花多少钱可以开办国家邮政。而赫德认为:“如果只有设置邮政局的计划和政府同意的官样文章而不给我‘蒸汽’,我也没有把握使这个机构在各方面都能完成国家邮政局对公众应尽的任务。……我需要的‘蒸汽’就是经费”。因此,他婉转地批驳了慕显礼“不需什么经费”的论调,明确要求“应当事先由政府保证,不管(邮政)收入多少,一定按期提供经费,以备开支”。赫德坚持这个要求。后来在1896年2月的《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折》中,才确定“官邮政局岁入暨开支款目,由总税务司按结申报臣衙门汇核奏报”。虽不是专门拨款,但也可由国库“实报实销”了。 第三点需要考虑的是邮政局应当办理什么业务。详细地谈这个问题要用许多时间,写起来很点篇幅,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邮政业务一般人都了解。但是有些事情是必须予以规定的,例如: 1.各邮政局设置的地点? 2.寄信的地点、时间和方式? 3.中国口岸之间互寄和寄往外国口岸地方的邮件如何封发? 4.如何接受、开启、分拣、分送和投递邮件? 5.沿海和寄往国外的邮件的邮费如何规定? 6.需要什么样的邮票? 7.办理邮包业务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8.办理汇票业务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9.邮费是否必须预付或听凭寄件人的意思? 10.挂号信如何办理? 11.各邮局内部,各邮局之间,各局和总局之间,总局和外国(哪些国家?)邮局之间,需要用些什么单据? 12.邮政和电报是否应当有联系? 你的报告和翻译的香港邮政局章程已经涉及上述的一些问题了,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其他一些问题,还需要详细规定。 过去的评论,总认为“赫德对于办邮政是外行,德璀琳才是创办邮政的第一功臣”。这是有失偏颇的。赫德位高权重却深知创办国家邮政责任重大,不敢有所怠慢和错失。他搜集各国邮政规章作了深入的研究,又善于“借别人的脑袋出主意”,从这12点考虑就可见他并非外行。 赫德对开办国家邮政的具体细节考虑得很周详,为什么他不把欧美国家现成的邮政规章及措施全盘搬到中国来?后来――1893年8月20日他给伦敦金登士的公函中有交代:“从总理衙门的来文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认真讨论邮政问题,并将我来开办,这一点差不多可以肯定了。我已奉命提出建议,现在正进行工作。不负责任的局外人对于开办邮政的目的和应当采取的措施,可以高谈阔论;但是我可不能轻率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事业是否成功,责任是要我来负的。……中国对于欧洲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因此必须改头换面,才能适合中国人的眼光”。赫德所列出的12点问题,后来成为1896年《开办邮政章程》的纲要。 第四点需要考虑的是邮政局的收入。如果我们能把各国在华邮局办理的沿海和对国外的业务接管下来,邮政收入大概可以同邮局的行政开支相抵。将来建造铁路等等将使邮政更加容易发展,到那时可以希望收入大大超过薪金和补贴费等开支,成为国家的一笔大的、可靠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并且给予人民更多的方便,收费更加低廉,寄送更加稳妥,以及因此带的各种好处。 第五点需要考虑的是同各方面的接洽事项: 甲、中国政府方面:例如必须颁发谕旨,批准办理邮政,并规定除邮政局交运的邮件外,船舶不得运送任何其他的邮件,等等。 乙、各国政府方面:例如必须办到撤消英、法、美、日本和其他国家在中国设立的邮政局所;商定中国在国内某些容易到达的地方替各国分送邮件,各国收到由中国发寄的邮件也代为分送;关于运送邮件船舶的补贴问题,各国受政府补贴的邮船以及各国法律规定负责运送邮件的船舶,对于中国邮政局封发并直接或间接委托代运的邮件,应当代为运送,由中国邮政局按发送邮件的邮费提出一定的成数作为补贴,等等。 丙、船东方面:例如私下同船东商定他们的船不得带运中国邮政局以外的邮件,但是要带运中国邮政局的邮件,并列入舱单,等等。 丁、船长方面:例如同他们商定负责带运、交付中国邮政局的邮件,由中国邮政局付给一定的费用。 戊、其他方面:例如同上海的工部局商定关闭他们设立的办理当地业务的邮局,等等。 在以上各项(也许还有一些其他事项)没有充分准备以前,我们就没有把握向中国政府建议扩展邮递事业,设立国家邮政局。 我现在打算照以上的意见向总理衙门说明: 甲、如果能做出某些安排,海关可以承担开办国家邮政局的工作,在上海设总局,并在指定的地点设立分支机构。 乙、收支大概可以相抵,将来可以给国家带来不小的收入。 丙、如果收入不敷开支,需要政府拨款维持。 丁、国家邮政局开办时,最好派上海造册处税务司在总税务司领导下负责照管。 戊、为了开始前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建议调派你在中国、香港和日本各地负责进行,并和造册处税务司随时联系。 己、为了在欧洲办理邮票供应和加入万国邮政公会等工作,建议准你休假,以便在假期内会同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进行,等等。 我把自己的意图预先让你知道,但是在你奉命开始工作以前,暂时不得向外公开。 赫德在第四点以发展的眼光预测中国国家邮政的收入将会日益增加,由此而显示近代邮政的优越性。第五点所谓“接洽事项”,就是逐一扫清开办邮政的重大障碍。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中国政府“必须颁发谕旨,批准办理邮政”,经过多方努力,特别是洋务派大臣反复说服,光绪皇帝终于在1896年3月颁布谕旨批准开办大清国家邮政;二是赫德坚持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办到撤销英、法、美、日本和其他国家在中国设立的邮政局所”。长期以来,某些论者一口咬定“赫德千方百计保留帝国主义‘客邮’,阻挠建议中国邮政”。这种看法脱离了历史事实,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赫德“三十年旧话,二十年试验”,始终如一反复强调中国应当设立自己的国家邮政并加入万国邮联,“自可授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这些都是有史可证、有案可查的。 赫德在1886年这个“中途站”撰写的这个文件,成为其后逐步筹办中国国家邮政的指南。这份公函在近代邮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引我们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中国海关与邮政》; 《中国邮票史•第1卷》;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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