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朝“国旗”“国徽”探析 _超级古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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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朝“国旗”“国徽”探析 : 在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庆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的时刻,国家邮政局隆重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邮票》。从邮票的发行目的来说,这是一套专门宣传国家的象征和徽志的邮票。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邮票中第一枚“国旗邮票”;也是中国邮票中第二枚“国徽邮票”(第一枚是特1《国徽》)。 在研探中国的国旗国徽史时,人们会问“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朝代――大清皇朝有没有自己的国旗和国徽?如果有,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图案又是怎样的?如果说“没有大清国旗国徽”,那又究竟为什么? 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的邮政史和邮票史,都是不无裨益的。 “大清有国旗国徽”的说法 已故邮学家陈志川在《新光》第八卷第三期发表《谈龙》中说:“……按龙为我国古来理想中之炅物,谓能兴云雨而利万物,故历代帝王,视为国之祥瑞。清制沿袭,用为国徽。故邮票上亦以龙为图案。吾人通称第一次票为大龙票”。 中国人把“龙”视为“灵物”、“国之祥瑞”、历代皆然,对此没有异议。但“清制沿袭,用为国徽”,这就似乎缺乏史实依据。按辞书释:“国徽,代表某个国家的标志,一般由宪法规定”。中国封建帝王是奉行“天命,天子,天下”三位一体的,“朕即真龙天子”,龙只是“帝徽”而非“国徽”。历朝帝王都把龙图案绣在龙袍上,雕在龙椅上,甚至用的碗碟茶杯都绘有龙,唯独没有正儿八经地把龙制成“国徽”悬挂在紫禁城上。更遑论“中国龙”时而四爪,时而五爪,造型随心所欲,完全没有国徽的庄严与规范。毕竟,国徽是代表国家的标志,而非“象征”国家的吉祥物!二者不能混淆。(<图1>) 时至今时今日,仍有人把“龙”视为大清的“国徽”。例如,“工部大龙”虽没印着“大清”,但“龙”这个大清“国徽”说明了它是属于“中国邮票”;用“国徽”龙作主图就标示着“工部大龙”是“中国邮票”。(见总第十二期《中国邮史研究》第8页) 也有人把“龙旗”称为“大清国旗”。2001年版鸽子署《隐藏的宫廷档案》一书中,其第七节是“降下星条旗升起龙旗的美国”。介绍了1905年12月清廷派考察大臣戴鸿慈、端方率团访问美国的情景。其中说:“……作为龙的传人,中国皇帝又是所谓的真龙天子,中国处处悬挂龙旗,各国以龙旗视为中国的国旗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戴端团在美国波士顿访问时,波士顿市政府还特意将市政府楼上的美国星条旗降下升起了龙旗”。 国旗,理应由本国政府郑重地向世界各国政府通报和介绍,但清政府拿不出自己的“国旗”,各国只好凭想当然去视“龙旗”为“理所当然”的“国旗”了。 大清“黄龙旗”的由来 自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把大清闭关自守的藩篱轰得七零八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军队的清廷,接受了赫德的建议,委托正在伦敦养伤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买并装每一支轮船的舰队到中国来”。李泰国把他的使命通知了英国外交部。负责外交事务的罗塞尔伯爵提出:李泰国招募的英兵是“在什么样子的旗帜下服役”?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如是说:“……中国在那时是没有国旗的,它所知道的仅有的国旗是臣仆国家(按: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使节们在进贡时所用的,帝国本身却不需要区别它自己的国徽。然而奉命去镇压“叛变”和海面劫掠的兵船必须悬挂一面国旗,那么,西方列强的船只才可以认识这些兵船的合法权利,因此,李泰国迫不得已,只好设计一面国旗来派这个用场。并且他建议采用一面绿地,有两个交叉着的黄条的旗子作为中国的国旗”。大清的所谓“国旗”,竟是在1862年8月由洋客卿设计,而且设计得不伦不类,根本不是“黄龙旗”! 李泰国解释道:他筹建的中国海军舰队“即属欧州化,则行动时所用旗帜自须具有欧洲之性格……其所以选绿色者乃因其罕为欧洲列强采用,故不至与任何其他国家之旗帜混淆”。 马士继续说:“在这个问题提请北京去考虑之后,恭亲王(1862年10月22日)通知外国公使说,一面三角形的黄旗,上面绘着一条龙的,已经被用作“中国的官旗”,所以一切中国兵船都悬挂这面旗”。这才是大清的“黄龙旗”!恭亲王没叫它为“国旗”,只称“中国的官旗”。就如大清国家邮政局也称“官局”一样,都具有国家的性质。 《中国海关密档》的编者注释中,则对此事作了详细交代,且图文并茂―― 1862年李泰国为中国购买小舰队时,总理衙门曾决定舰上悬挂黄龙旗,作为中国的官旗。1873年3月18日(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总理衙门又批准以黄龙旗作业海关船只的标志旗作三角形,正黄色上镶蓝色龙图案(见图)1889年,赫德将三角形龙旗改为长方形,图案不变。辛亥革命后废黄龙旗,代之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此三角旗用正黄色,上镶龙形龙头向上,挂于桅梢作主旗。 必须指出,由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拍板决定的这面“官旗”,始终没有当作“国旗”在首都及全国各地悬挂,一直只作为大清的兵船和海关船只的识别旗子使用。 最早的邮商之一朱世杰在1936年5月《邮讯》中发表的《邮趣旧话》,谈到华洋书信馆的创办时,就提到了“黄龙旗”―― 邮路亦分水陆兼程。水道雇用民舟运送。初时舟子不惯与洋人合作,观望不前,应者寥寥。后赫德出最高雇价,并予关卡便利。讵斯言一出,应雇者踊跃。其邮舟上布置黄布一幅“华洋书信馆邮船”七字,头梢高张黄龙旗二面。所遇关卡,咸不敢盘问。讵后弊端迭出:舟子利用夹带偷税。情愿自己减低雇价,更有纷纷要求不计雇价者,盖利用二面黄龙之威权,籍此夹带也。 斯时民信局之包封亦请求附带,较为迅速稳妥。其经过陆道大致为北地严寒,海口冰封时,乃假道镇江、清江、济宁而达故都。邮件用大轿运送,押护员同乘轿内;左历亦高张黄龙旗二面,轿夫吆喝,气象威严,一似钦使过境者。 中国军舰悬挂哪国的国旗? 1875年间,清政府授命赫德在英国为清军制造四艘中小型军舰,此事交给海关伦敦办事处金登干具体操办。军舰进入拼装阶段了,这时,遇上一个头疼的问题:这些中国兵舰悬挂哪国旗帜才能从英国启航顺利地驶回中国? 1876年3月10日,赫德拍电报给金登干问:“1.炮舰送出时能否挂英国国旗?2.升中国国旗必须有何手续”? 金登干立即问了一些航务专家,答复是“挂中国旗无困难,无手续,也不致更引起注意”。但这只是指一般民用船舶,并非指军舰。事过几天,金登干又给赫德写了一封长信,作了更正。他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在英国没有领事馆,“万一此船被当作海盗船或在战争时当作属于交战国的船被扣留”,怎么办?“还有,假如船舰在从英国到中国之间,在苏伊士运河或其他地方遇到困难,该向谁要求保护和支持呢?”金登干强调:“很难预料在途中会发生什么困难,而且要停靠许多港口,那里不认识中国旗,也没有中国(领事)代表可以求助”。 尽管如此,赫德在4月的信中,依然倾向于“最好用中国旗”,嘱金登干认真考虑。 5月5日,金登干告诉赫德:“6月中旬炮舰即可启航了,我注意到您把旗帜的事交给我来自行处理”。金登干再去询问,事情越搞越复杂――“旗帜问题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必须提交最高法院大法官”。“(英国)外交部只承认带有女王标记的正式任命的中国政府代表”。然而此时,中国尚没有向国外委派任何驻外使节!军舰只能悬挂英国国旗驶向中国! 金登干与赫德书来信往一直为“旗帜问题”大伤脑筋,扰攘了一年。1876年12月3日,赫德写信告诉金登干,“龙骧号”与“虎威号”两艘军舰已先后到达天津,并已接受总督李鸿章的检阅。“明天,两艘将开往福州,在那里悬挂中国旗,并将英国船员解雇送回国去”。 国旗和国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与尊严,但在行将倾覆的晚清封建皇朝,却在这个问题上丧尽国家的尊严,在历史上留下不堪回首的耻辱与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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