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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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是法定的经典,而由儒家典籍所形成的经学,也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其他任何各家的书籍和学说,都不能同经学相比。因之,中国历来所说的经学,也就是儒家的经学。

在周代的铜器铭文中即已出现,字形作“巠”,为“经营”之义。如《簋铭》中即有“昼夜巠”(经营)的句子。战国以后,“经”

开始作典籍讲,但不单指儒家经典,如墨家著作亦称《墨经》。《墨子》还有《经》上、下篇和《经说》上、下篇。

最早将儒家的书籍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道之。”这样一来,“经”便成为儒家所专有了。而自此以后,“经”也往往用来专指儒家的典籍。如《荀子.劝学》:“学恶(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而《劝学》所举出的经书便是《诗》、《书》、《礼》、《乐》、《春秋》。

儒家的典籍为什么被称为“经”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

“经,织也。”清段玉裁注进一步解释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是以“经”为事物的最基本的方面。东汉刘熙《释名》说:“经,经也,常典也,如经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这是以经为“常”。而东汉班固早在《白虎通义》中就明确释经为“常”,并认为“经”即“常道”,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近人皮锡瑞也认为应释“经”为“常”。他在《经学历史》

中说:“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

儒家的典籍被确定为“经”后,在战国和西汉就开始有专门的著作对它们进行解释。这样的著作被称为“传”或“记”。如对《春秋》,便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等“三传”对它进行解释和阐发。对《礼》经(即《仪礼》),也有《礼记》对它进行阐述。这些“传”

和“记”便开了训释、阐发儒家经书的先河。而到后来,它们中的有些著作也被当做了“经”,如上述的《春秋》“三传”及《礼记》便是。于是,又有些书来为这些“传”和“记”作注释,即所谓“笺”、“注”、“疏”

和“正义”等。而人们在注释经书时又往往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及伦理观念紧密结合,这样便形成了一门内容丰富而又流派众多的学问,即儒家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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