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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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器物由粟特工匠在中国制造,是据器物自身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单纯依靠考古资料似乎仅能推测到此。当时是否有粟特工匠来到中国?他们是否有在中国制造器物的可能?从文献记载中,可得到诸多的启示。

通过文献探讨有关粟特人来华之事,虽早有研究,但近些年来的成果尤为显著。粟特在中国内地有大量的移民存在,在考古学上也有不少资料。西安、洛阳等地曾出土安令节、曹明照、康庭兰、安延、安神俨、康磨伽、康留买、石崇俊、米萨宝、何知猛、何摩诃等昭武九姓粟特人墓志,洛阳还发掘了粟特人安菩的墓葬,宁夏固原甚至发掘了粟特人的墓群,可知粟特人在唐朝分布相当广泛。

由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了文书,这两个地区粟特人的情况比较清楚。唐代敦煌从化乡是粟特人聚集的中心,其他诸乡也有大量粟特人生活,他们居住敦煌至少可上溯到4世纪。613《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就记录了曹姓的粟特人。进入唐朝后似乎粟特人数更多,3557、3669《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3898、3877《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6298《唐开元年代沙州敦煌县籍》,2703《唐天宝年代敦煌名簿》都记载了曹、康、石、安、米等诸姓粟特人。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中,残存户主名47人,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达25人。如同敦煌从化乡一样,这里也是粟特人聚落。从化、崇化的乡名,指归化、慕化唐朝的外族人。可见唐朝对粟特人来华并不排斥,安置也是有计划的。这些户籍均为8世纪中叶以前,与本文讨论的唐代金银带把杯,特别是第二组粟特工匠制品的时代一致,即出现这组制品时,已经有大量粟特移民来到中国。

居住在敦煌和吐鲁番的粟特人,是否会来到长安?姜伯勤曾将流入中国的粟特人分为登籍和未登籍两类。前面提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户籍记载的粟特人,都是登录入籍于唐朝的人。未登人唐朝户籍的粟特人主要为商胡或客胡。约为7世纪的《高昌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她等名籍》文书,载有曹姓33人、何姓7人、康姓2人,为客胡名簿。

登籍的粟特人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不同,他们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自然是祖传的技能,把自己擅长的技术带来中国。既然是登籍的唐朝编户,就能享受均田制下的授田,同样也要担负差科徭役。按唐代的服徭役制度,各州工匠常被征调到中央服务。《唐六典高尚书工部》载: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其驱役不尽及别有和雇者,征资市轻货纳于少府、将作监。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阙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一人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唐代政府规定普通百姓可以税代役、以庸代役,但能工巧匠除外,他们不得纳资代役,必须到中央服役,从事各种手工业品的制造。粟特人既入唐成为编户臣民,有擅长金银细工者,就要到中央服役,似乎别无选择。

唐长安城内曾居住过不少粟特人。《旧唐书高职官志》载: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已。萨宝一词,一般认为源于粟特语,其意为商队首领。在中国萨宝作为官职,是总管胡教之首领,特别是拜火教的首领。《隋书高百官志》记北齐制度时称,掌蕃客朝会的鸿胪寺,统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萨甫即萨宝,有时亦作萨保,为音译用字不同。至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可见有的地区特别是京城,专设萨宝之职,这一职务多由粟特人担任,固原粟特墓地出土的史射勿墓志便称: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具为萨宝。

粟特人手中拥有银器和从事金属手工业的记载,在文书中也有反映。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载,粟特人康秀华请寺院写经一部,便施银盘子三枚和其他物品充写经值。从事手工业的人,也有金属业中的铜器制造者。6435:25是与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文书同出的《唐高昌县为追送铜匠造供客器事下团头帖》:

安明智、安大寿和石某等粟特人即为高昌县的铜匠。

未登籍的粟特人,主要是往来于中亚与唐朝之间进行各种贸易活动的商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买卖金、银之事。《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载:

起正月一日,曹迦钵买银二斤与何卑尸屈,二人边得钱二文。即日、曹易婆□买银二斤五两与康炎毗,二人边得钱二文。次二日翟陁头买金九两半,与□显祐,二人边得□□口。次三日,何阿陵遮买银五斤二两与安婆口,□□□口钱五文。即日、翟薛畔买香五百七十二斤,鍮石卷拾。

据朱雷对此件文书的研究,其中的买即卖,在曹迦钵与何卑尸屈二人之间的买卖银的交易中,官府从双方收取税钱二文,姜伯勤又曾将称价钱的情况列出明细表,可根据此表取其一部分简化成表40。

表40吐鲁番文书所见粟特人买卖金银情况

品目卖方买方数量
金翟陁头(高车)□显祐九两半
康莫毗多(粟特)十两
□□伦遮信供勤大官(突厥)八两半
曹遮信(粟特)何刀(粟特〉九两
康那宁材(粟特)车不吕多(车师)四两
曹诺提(粟特)
银曹迦钵(粟特)何卑尸屈(粟特)二斤
易婆□(粟特)康炎毗(粟特)二斤五两
何阿陵遮(粟特)安婆□(粟特)五斤二两
翟陁头(高车)何阿伦遮(粟特)八斤一两
康□□(粟特)何破延(粟特)二斤一两
□□顺-一斤

这是吐鲁番部分文书所见粟特人等买卖金、银的情况。对这些金银的用途没有记录。容易联想到的事情是,4世纪至7世纪波斯以东至河西走廊流通金银币。《隋书高食货志》云: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隋代铸五铢钱统一货币,并严令禁止旧钱的开皇五年(公元55年)以后。高昌及唐墓中出土的衣物疏、契约上也出现大量金银钱的记录。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北地区墓葬出土金银钱币比铜币要少得多,而且4世纪至7世纪,西北地区流通的金银货币为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及仿制品,均不是制造于中国而是外来的货币。在货币经济发达的时期,金银也很少直接充当货币职能用来交换。那么,在粟特人之间转手买卖的这些金银,如不是用来制造货币,便不能排除用做原料制作器物的可能。

粟特人大量迁到中国约在6世纪至7世纪,由于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聚族而居,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甚至使用自己的语言,还主要在本族内部通婚,保持自身的传统,很难在短期内被同化,故得以长期保持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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