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银器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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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克的《粟特银器》一书所附的图表中,三个流派的器物均有带把杯,把的特征是在杯体的一侧呈环形,上有指垫,下带指鋈,指垫宽于把的断面,其上多为胡人头像,杯体有八棱形、筒形、圆底碗形、罐形。唐代金银器皿中均有与之相似的器物(参见图3-42?58。唐代这些带把杯除了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可能是输入的器物以外,其他杯从纹样上观察,应是中国在粟特银器影响下制造的。6世纪至7世纪粟特银器中的碗类,器体多分曲或作花瓣形,并以捶揲技法使之凸凹起伏。中国唐代的许多碗也带有这种装饰,而中国传统器物中无相应的造型,因此,唐代多曲瓣金银碗中较早的器物应是受粟特影响的结果(参见图3-64}。

中国与萨珊往来最密切的时期是在北魏至唐初。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萨珊国王伊嗣俟被杀,萨珊灭亡,其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咸亨年间来到唐朝,被授予右武卫将军。卑路斯死后,其子尼涅师于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返回吐火罗,20年后,部落离散。唐代,萨珊与中国通使凡29次,其灭国后的所谓使者,可能是萨珊遗族或商人冒充的使节。定居中土的波斯人,其中有的是金银工匠。《旧唐书高玄宗纪》载,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又《旧唐书高田神功传》载:田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大历三年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彩一万匹。说明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波斯人为数不少,而且手中有许多银器,有的是带来的,有的是就地制造的。

中国发现最多的萨珊文物是萨珊银币和萨珊织物,时代从4世纪末直到8世纪中叶。其间,金银器皿亦有传入。如考古发现的封和突墓的银盘241、大同出土的银洗⑴,表明唐代以前萨珊银器已传入中国。唐代金银器被学者明确指出与萨珊有关的是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3件八棱带把金银杯、高足银杯、李家营子银带把壶。这些器物的确带有一些萨珊风格,但与其说是萨珊式,莫如说更接近罗马和粟特地区的器物(详见上节)。

唐代银器中萨珊式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应属长杯。世界各国博物馆中有不少这种杯,可进行比较。

日本至少收藏4件:1件为东京私人收藏,1件藏于天理参考馆,1件藏于冈山市立古代东方美术馆,还有1件保存地点不明。

俄罗斯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3件:1件八曲长杯出土于俄罗斯彼尔姆的斯罗地卡,1件素面十二曲金长杯出土于乌克兰中部的彼尔塔瓦,1件八曲长杯出土于彼尔姆的库拉克齐。

波兰发现2件:皆出土于波兰东境的伏林尼,1件八曲银长杯由基辅市个人收藏,1件十二曲银长杯藏于沙托利斯基博物馆。

伊朗发现1件:里海南岸厄尔布而士山脉南麓的加兹温出土件素面八曲长杯,藏于德黑兰考古美术馆。

阿萨都拉高索连和麦立坚高齐尔万尼的《伊朗银器及其对唐代中国的影响》一文讨论了翼驼纹带把壶、带把杯、直筒杯和八曲长杯,

认为这组器物应是粟特或东部伊朗制作的。还指出所有与中国唐代银器最接近的那些器物都是萨珊帝国疆域以外制作的,而且几乎都是萨珊朝最后崩溃,即伊嗣侯三世在木鹿附近被害之后百年制作的。一旦我们同意这些银器是粟特制作的,或更泛泛地说是东部伊朗生产的,在稍晚的时期所有同类器物都可以看作是7世纪后期或8世纪的。伊朗影响唐代金属器的问题不得不重新考虑。但作者最终也未排除萨珊银器对中国影响的可能。有关与唐代最接近的器物,文中仅提到上述4件和多棱杯类器物,缺少直接涉及中国的具体实例。然而即使这4件器物是在萨珊灭亡之后制造的,也并非所有与唐代银器相似的器物都晚于这一时间。

出土萨珊银盘的大同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封和突墓,据墓志载墓主卒于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该盘不会晚于这一时间。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银洗(即长杯,图3-3-6)亦被考定是萨珊银器或中亚银器。大同即北魏之都平城,为北魏政治中心,皇室、贵族大都居住于此,当然也是与西方诸国交往的中心。与长杯同出的还有1件银碗、3件鎏金铜高足杯,均为精美的物品,非一般百姓所能享用。公元494年,北魏将都城迁至洛阳,平城逐渐失去繁荣,孝昌年间(公元525年?526年)平城为朔州流民占领,此后至唐代一直比较荒僻。故长杯及同出的其他珍贵器物传入的时间应不晚于6世纪初,也就是说大同出土的这件萨珊长杯时代下限不晚于6世纪初。据研究,日本天理参考馆藏的八曲长杯,器身所饰的波斯主生殖和丰收的阿那希塔女神裸体于水中,已具有伊斯兰时代常见画面的特点,故推测时代在萨珊末期,即6世纪至7世纪。中国的2件器物的时代下限明确或基本明确,天理参考馆的长杯时代也经过研究,它们都不是后萨珊时期(-)的作品。

关于东方发现的八曲或十二曲长杯的渊源,20世纪30年代,原田淑人曾根据正仓院南仓的八曲鎏金铜长杯和中仓的十二曲绿玻璃长杯体呈椭圆形的特点,认为它源于中国的耳杯,其后向东西传播。20世纪60年代后期,深井晋司研究了后来新收藏于日本的八曲长杯(即东京私人收藏品和天理参考馆藏品),根据法国卢浮宫所藏的仿贝壳形式的罗马银器和北欧出土的贝壳式青铜杯(图3-3-2、4),提出八曲长杯是以罗马时代贝壳形式的银器为蓝本,从贝壳作180度展开后的形式得到启发而创作出来的。罗马时代银器中无八曲长杯,应是萨珊朝在伊朗创作的。天理参考馆所藏长杯的龟甲纹与伊朗里海南岸吉兰省出土的切子装玻璃碗的装饰风格一致,制作地点应有密切的联系。长杯纹样中出现的鼻端突出的鱼,应是制造者按其熟悉的里海中的鲟鱼而作,该杯可能制作于里海周围。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也藏有出土于伊朗高原北部马赞德兰省的,据说时代为公元3世纪的贝壳式的银器(图3-3-1)。作为一种地区性文化特征,造型艺术的某些特点是共同的。伊朗法尔斯省波斯波利斯还出土过萨珊朝的银制马具装饰,其上出现了高浮雕多曲长杯式的纹样(图3-3-3),所以深井晋司的推测不无道理。从中国出土的遗物和上述学者的研究,我认为多曲长杯是产生、流行于萨珊的银器。就萨珊银器与中国银器的关系而言,中国的2件地点明确、可以确定年代下限的器物,为中国唐代金银器受萨珊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长杯最初忠实地模仿萨珊的器物。此类杯(图3-3-7、8)造型上最重要的多曲特征与萨珊长杯(图3-3-5)几乎完全一致,说明7世纪后半叶或稍晚萨珊银器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将它们与全部萨珊长杯比较,又显现出独特性。不仅其形制上杯体较深,口沿向外敞开,足部增高等皆表现出与萨珊器物微妙的区别;繁缛细密的植物纹纹样更在萨珊器物上不见踪影。唐代工匠尽管模仿外来的器物造型,但并不窗目。从这一最典型的仿制品上就反映出受西方影响很大的唐代金银器7世纪后半叶已经开始中国化。在中国长杯演变谱系中,杯体深、敞口、高足等有别于萨珊器的特征,在后来的器物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先将八曲改为八瓣,即每曲形成的内凹线都是从口至底,再进一步将八曲减少至四曲。一种是基本保持着八曲的特点,但杯体更深,几乎成为圆底碗的形态,下面的足更高,呈喇叭形,足部的棱巳消失,中国流行的荷叶纹样与形体结合成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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