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多元一体架构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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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多年连绵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先生曾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当时就得出了一个看法——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多元一体架构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传统和特征。“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与一体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多元是基础,一体是前提,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丰富、繁荣和发展了绚丽灿烂的中华文化,也使中华文化成为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和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进的民族凝聚力。

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内涵十分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玉文化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从爱玉、崇玉的观念出发,从用玉作为装饰品发展到以玉作为沟通神灵、祖先的原始礼器,使玉神秘化、神圣化。氏族社会发展演变为文明社会后,形成等级制度,玉也被等级化了,出现了用于祭祀的祭玉和用于朝聘等礼仪活动的瑞玉。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局面,政治上主张“德治”的儒家学派,赋予玉许多美德,从而玉又被道德化了,为“君子必佩玉”提供了理论根据。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使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君子必佩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这是中华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特色之一。

几千年绵连不绝的中国玉文化,与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一样,也具有“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判断,玉器、玉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这可能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但究竟有几个主要源头,学者意见不尽相同,一般认为至少有三个或四个源头,即燕山南北地带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区的大汶口一龙山文化以及华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玉器。

20世纪90年代,邓淑苹女士依据考古资料所归纳的玉器区域风格,结合传说史料和文献记载的氏族集团分布情况,多次提出中国古代玉器文化有:东夷、苗蛮、华夏三大源头的理论海岱地区是东夷的地盘,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玉器属于东夷的遗存,当无疑义。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虽有其独特风貌,但根据《汉书地理志》、《尔雅释地》及《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红山文化的主人,“应亦属广义的东夷族群”红山文化玉器和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玉器应即《尚书顾命》中所载的夷玉”,当为中国古代玉器的源头之一。

良渚文化的玉器,应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越文化属于苗蛮文化中的一支。良渚文化的玉器,应即《尚书顾命》中所称的“越玉”,注作:“越地所献玉也。良渚文化玉器也应是中国古代玉器的源头之一。

《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病逝,在丧礼中陈设成王生前“所宝之器物”,其中除“越玉”、“夷玉”外,还有“大玉”。邓淑苹女士认为“大玉”系指属于华夏集面文化传统的玉器。此说可信。《尚书武成》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称华夏族的玉器为“大玉”,是可以理解的。

华夏集团分为黄帝和炎帝两个氏族。“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总之,“华夏集团发祥于今陕西省的黄土原上,在有史以前已经渐渐地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及中部的一部分地方”。《越绝书》(卷十一)记载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中说:“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黄帝之时”,一般认为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分布在陕西地区及黄河中游一带的仰韶文化,应属华夏集团黄帝和炎帝氏族的范畴。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应该是华夏集团玉器的主要代表

龙岗寺遗址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晚期墓葬,共出土玉器26件,其器类有斧、铲、锛、刀、镞五种,为生产工具和武器。这些玉质生产工具和武器的时代,属于原始社会后期,与传说时代的“黄帝之时”相当。上述《越绝书》中,所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兵”应是工具和武器的通称。墓葬中出土的斧、铲、镑、刀等,应是用于“伐树木为宫室”和“凿地”的生产工具,镞是用于狩猎的武器。玉质的生产工具一般器形较大,这或是《尚书》称华夏集团文化传统的玉器为“大玉”的原因之一。仰韶文化的玉器,具有明显的特点,也应是中国古代玉器的源头之一。

此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也出土许多玉器,近年来逐渐引人

注目。但是齐家文化的时代相对较晚,一般认为约距今4000年左右。有的学者认为,

“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及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相当”,“齐家文化玉石器是受到东部地

区玉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出现的”。也就是说,齐家文化的玉器间接受到良渚文化玉器

的影响,直接受到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即龙山文化玉器和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影响。

由此可见,齐家文化玉器是华夏集团玉器影响下的产物,而不属中国古代玉器的另一源头。

中国玉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它与中国历史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华夏族文化的形成,以及以后汉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玉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可以分为初级的和高级的两个阶段。

玉文化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应该从夏代开始。《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度,他们应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占有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势力最大。禹死后,传位给儿子启,启开始居大夏(汾浍流域),史称夏启或夏后启。这说明氏族社会已经解体,进人《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小康”时代,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

夏、商、周三代属于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夏朝帝王的陵墓尚未发现,因而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夏代玉器群。殷墟妇好墓是殷王武丁配偶的墓葬,墓中出土750余件玉器,代表了殷商时期玉器发展的高度水平。

妇好墓玉器群的文化因素是多元的。首先是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玉器的传统,在器类上有戈、钺、方首圭和柄形饰等华夏文化常见的玉器。同时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红山文化玉器和良渚文化玉器的文化因素。

妇好墓所出玉器中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有兽形玦、玉龙和钩形器等。兽形玦卷曲呈圆形,身躯粗短,头、尾之间有一窄小的缺口,其造型风格与红山文化的兽形玦基本相同,仅在纹饰方面稍有差别,即红山文化的兽形玦只在头部刻出眼、耳、鼻、嘴的形象,身躯平素无纹饰;而妇好墓的兽形玦除头部刻出五官外,有的身躯也刻有纹饰。后者显然是从前者演变来的。妇好墓所出的玉龙作卷曲状,与红山文化玉龙在轮廓上有近似之处,后者的造型和纹饰较为古朴,无角无足,而前者周身刻有纹饰,有的还有角和足。二者当有渊源关系,但前者比后者已有很大的发展。妇好墓出土的钩形器,一端较直,有小孔,另一端呈弧形钩状,中部有一道浅槽。这种玉器与红山文化钩形

器的器形很相似,所以发掘者认为“大概来自红山文化”。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有些在器类和器形上具有较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玉礼器是璧和琮,这两种玉器在妇好墓中都有出土。尤其是玉琼,良渚文化各种类型的琼,在妇好墓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类型,有些玉琮的器形和纹饰可能是从良渚玉琼发展演变来的。在装饰品方面,妇好墓所出的玉镯、玉项饰和动物形玉雕等,与良渚文化同类玉器也有相近之处。妇好墓还出土一件玉“瑗形器”,略呈椭圆形,外缘有5个间距相等的长方形凸起。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瑶山墓地所出的龙首纹玉镯形器颇为相似,长方形凸起应是龙首纹的简化形式。

此外,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凤,为片状透雕,短翅长尾,尾羽分叉,其艺术风格与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出土的玉凤相类似,所不同者仅是前者凤体弯曲呈弧形,后者首尾衔接作环形。二者之间显然有渊源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并非中原玉工的作品,应属石家河文化玉雕系统,其年代早于晚商,也许与石家河文化同时或稍晚”;并认为石家河文化与向南、向西迁徙的古代东夷族群有关(3)。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4的资料,已在《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5日第1版)上发表。该墓出土的8件玉器中,有1件玉凤。凤作卧姿,弯颈,回首,高冠,圆眼,长喙,背羽上扬,尾羽下垂,其造型风格与天门石家河玉凤有类似之处。红山文化的主人属于广义的东夷族群,已如上述。这件玉凤的出土,应是石家河文化与东夷族群有关的又一例证。因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或可称为广义的“夷玉”。

殷墟妇好墓玉器群存在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的因素,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不同文化交流、交融的反映,也是中国玉器发展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初步体现。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当时还处在初级的阶段,在玉器群中仍然存在不同文化遗留下来的痕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如前所述,周成王生前喜爱的玉器,除传统的“大玉”外,还有“夷玉”和“越玉”。这说明西周前期,代表东夷文化的“夷玉和代表越族文化的“越玉”,仍然是作为两种特定文化的玉器而存在于周王室朝廷之中,当时的中国玉文化尚未发展到彻底一体化的阶段。

东周是我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一方面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各族间文化的融合,为秦朝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秦朝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汉朝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汉代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主要为皇室、贵族服务的玉器制造业,在西汉中期有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汉代玉器是在先秦玉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先秦玉器的优秀传统,但又

有所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和器形。例如:作为高级贵族殓服的玉衣,外缘有透雕

附饰的玉璧,翘袖折腰的玉舞人,玲珑剔透的锞形玉佩,以及成套的玉剑饰等。汉代

玉器的发展和新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从而达到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中国玉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发展过程从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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